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与制裁，日本便开始了一系列侵略活动，试图通过转移外部视线来达到其扩张的目标。其中一个主要目标便是中国东部沿海的富饶地区。于是，在1932年1月28日的凌晨，日本悍然选择对上海展开攻击。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中被称为“一·二八淞沪抗战”，它不仅是军事冲突，更是文化与意志的较量。
在军事上，通常情况下，拥有优势空军的日本会选择先轰炸交通枢纽和战略据点，这样有助于于地面部队的持续进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淞沪抗战的初期阶段，日本军方选择的第一个轰炸目标竟是一个与军事行动无关的民用设施。这个决策意味着此战非同寻常，背后隐藏着值得警觉的意图。
具体来看，1932年1月29日的早晨，战争才刚刚开始不足几个小时，几架来自“能登吕号”航空母舰的日军飞机便如打着鸡血般向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发起了猛烈袭击。这家位于宝山路上的印刷厂成为轰炸的首要目标，六枚炸弹准确无误地投下，瞬间将印刷厂、生产车间和栈房化为一片火海，占地八十余亩的商务印书馆转瞬间化为一片废墟。这个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构，自1897年成立以来，便一直是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致力于教科书的编写与当代文学的出版，甚至不遗余力地整理古籍与翻译国外名著。因此，它作为中国文化和知识的象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展开剩余66%尽管商务印书馆面临着巨大的损失，凭借着全体员工的拼搏与团结，六个月后，它就成功复业，打出的口号是“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激励了无数国人。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仅在2月1日，日本军队又制造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场重大的文化浩劫。与商务印书馆仅一街之隔的东方图书馆，身为“世界第三，远东第一”的图书馆，拥有46万册珍贵的藏书，尤其是包括3700多种古籍孤本和2600多种地方志，这些都是无价之宝。然而，日军却选择了在此放火，导致全部藏书化为乌有，让人痛心疾首。（上图，大火之后的东方图书馆惨状）
这一系列的文化破坏行为令当时的西方世界也大感震惊，多家媒体对此表示高度关注，称这种“非人道”的行为在交战国家之间实属罕见。而在商务印书馆被炸的那一刻，该馆的董事长张元济虽然没有哭泣，但他感受到的痛心可以想象。他喃喃道：“工厂和机器可以重建，但失去的几十万册书籍，可再无可能找回。”这是对中国文化传承的深刻打击。
更深层的思考在于，日本为何精确选择这样的文化机构，进行如此敌视的攻击？除了商务印书馆在鼓励民众激发爱国情怀方面的积极作用外，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清代大诗人龚自珍的一句至理名言。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直言不讳地暗示：“销毁闸北的几条街区，这一年半就能恢复。但是，若是毁掉商务印书馆，那将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这个“永远无法复原”的言辞，传达出剥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企图。
与此同时，日军纵火于东方图书馆，意在一举摧毁珍稀古籍，使得中华文化的根基遭受重创。这样的阴谋无疑体现出一个深刻的真理，即“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在抗战时期，日军不仅在昆明轰炸，还重演了之前的惨剧，定向轰炸西南联合大学与云南大学的图书馆，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此文所述的主题，还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时常听到的“过去的历史文化无关紧要，重视当下才重要”这一论调，站不住脚。如果“历史”真的不重要，那么为何有国家会采取极端手段去消灭它？西方各国之所以塑造辉煌的历史，也是出于对文化的尊重，这种认知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其次，新中国建立后，商务印书馆被轰炸的悲剧不会重现，但“软性”的“灭史”现象却触目惊心。例如毒教材事件，教科书竟成了政治的工具，甚至连历史教育也遭到扭曲。而这类事件在当今社会中屡见不鲜，笔者不再详细列举。
最后，中国坚信不同文化可以和谐共存，但不少西方国家却认为冲突是必然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西方的对抗势必在未来呈现出更加复杂和激烈的局面。因此在这个历史的重大时刻，我们更应该保持警惕，以避免历史再次被篡改或消弭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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